而对规范的评价需要遵循3个步骤，即阐明规范的目的及理由。

在国内法学界，张文显亦大力实证此观点。我觉得只有如此，才能找到上述格言的证立逻辑。

二、民间规范作为习惯权利之载体 在前文中，笔者已经涉及到习惯权利和民间规范的一定关联。同样，和国家法定权利相比较，习惯权利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符号的动物所表明的是人作为规范动物的表达方式…… 说明人是规范的动物，其更进一层的意思在于说明人类的存在离不开规范，规范存在自身即意味着人之与规范的不可或缺性。并提供了前资本主义社会无权利概念的中国素材。相反，法定权利的进一步发展，往往需要奠基于习惯权利基础之上。

国家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也有赖对民间规范的不断吸收二、当代中国乡民社会的乡规民约基于如上的论述，我们可以进入到对乡民社会何以能够在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的夹缝中自成一体地生存的原因进行探讨。永远不会在某个领土国家中充分兑现的普适性法律想象。

当前主要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是反对存在人道主义干预的权利，其理由在于，更应该维持在国际事务中的法律规则，而不是由大国集体行使的任何单边干预的权利。7）在现代化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强调经济利益与报障和谐之间的平衡。需要指出，大会的另一个专题——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冲突虽然提到了冲突，但其实质毋宁是为各国代表提供了寻求全球化与地方性文化法律对话的机会。按照这一新思路，柯恩女士得出结论：对于法治的理论反思应当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给出理由的法律义务，从而得出与情境高度相关的，对于法治及其优点的评价。

在关于民族国家在法律移植中所扮演角色的问题上，森村进以日本的法律发展为例，肯定了民族国家在法律移植中的积极作用。库苏拉迪教授认为规范命题非知识命题，规范在认识论上也有不同的种类。

在第一个步骤中，阿列克西论证了如下命题：法律能够做出主张，法律必然主张正确性，而且这种主张中包含了对道德正确性的主张。之后，出于对这两种学派的反动，道家理论认为，如同财货和工具一样，规范、制度这些人造之物，非但不是解决人类问题之道，反而是人类惨境的起因，进而主张毁弃人类的创造，鼓吹与自然更和谐地相处的生活方式。（五）法社会学与地方自治 法律社会学是近半个世纪来常盛不衰的学科。托马斯·W·西蒙教授在国际法的语境下提出了有组织的残暴的概念，并认为将国际刑法当作国内刑法的模式从而关注个人责任的做法是错误的。

具体言之，儒家理论坚持认为，没有其它规范作为辅助，单靠法律不足以创造长久的良好效果。(六)张伟仁：中国古典规范理论及其对传统法制发展的影响 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张伟仁先生主要探讨了知识分子作为中国传统法制建立和运作的参与者的贡献，并探讨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法制的最显著影响。第二，通常来讲，直到此种意义上的建制出现之前，我们都不得强制实施人权。法是具有说服力的意见。

来自英国的理查德·图尔教授论及了2000年在英国生效的《人权法案》，并对这部大英帝国的新权利法案的影响进行了评论。后一个难题源于文化的多样性，既然已经否认了人权的那种绝对的普遍性含义，转而强调人权的共时普遍性，在界定人权的内容时，文化多样性就是必须被考虑到的问题。

给出理由的要求会迫使做出决定者为其立场寻找令人信服的论据，从而逐渐使其思维模式向公众维度转变。一致性可以视为程序法治观的最低意义上的要求，而要求公共机构做出理由能够促进公共决定之间的融贯性。

代表们基本赞同如下的主张，即人权是人类基于普遍的人性对人类作出的道德权利主张的合法化形式。森村进明确地表明他优先采取经验论，但也并不忽视作品中心的态度。因此有必要在重新界定公私、群己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纳入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之中。对个体权利的追求有助于改变国家、法团、国际组织主导国际事务的局面。还有的学者就欧盟基本权利的制度架构进行了有意义的检讨并提出了改进的设想。自然法的正当理性与自然法的新主张是两篇关于自然法思想的文章，前者对格老休斯的权利理性观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后者则发掘了当今国际法中自然法思想的显著发展。

因此，给出理由的要求成为使国家权力免于专断的主要方式。国家处理人民和主权问题。

而对规范的评价需要遵循3个步骤，即阐明规范的目的及理由。另一方面又指出儒学自身的多元性，强调要从其积极面入手，而不能不加区分地一概而论。

此外，她还就如何把跨国对话及审议引入全球治理机构的知识共同体，以及如何对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其他一些强大的全球性机构施加影响，谈了她的看法。接着，代表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几个问题：1）说理对于法治的重要性究竟有多大。

杜维明教授认为，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悖论关系源于原初人际纽带的复杂性。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代表们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法文化和习惯法研究也积极交换了看法。在这个限定之下，他阐释了在目前变动的世界秩序中个体权利所可能发挥的三个作用：个体权利强化了作为人而生活这个价值。本次大会分全体会议、专题会议、分题会议举行,全体会议10场，专题会议49场，分题会议9场。

她指出这两个问题都是摆在哲学家面前的工作和责任。与权利最为相关的是（作为个体的）权利主体，权利不应被化约为某种外在的保障机制。

应开放地讨论人权，人权条款会随经济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不过，总体上限制文化的商业化和全球化缺乏具说服力的理由。

在会议提问环节，与会代表主要围绕着法律双重本质命题中的理想维度与阿列克西教授展开了对话。二十世纪的严重不公正的案件，已足以表明种族屠杀事件的首要集体责任，让犯罪组织逍遥法外将危及国际政治并抑制建立国际法律秩序和全球伦理的前景。

二、专题会议 本次大会的专题会议所涉及的议题甚为广泛，有的专题会议与全球和谐与法治这一大会主题直接相关，有的专题会议则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通过把那些已经被分裂的普世性维度和世界性维度重新锻造在一起，法官们为共同世界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根据商谈理论，当且仅当一个实践性命题或者规范性命题是理性的实践商谈得出的结果，该命题才能够是正确的。该问题是库苏拉迪教授阐述的重心，通过分析,她把法官的活动分为三个主要步骤：查明案情、审理案件及做出判决。

科蒂尼奥作了如下回应：西方规范体系有其背后的宗教支撑，但其他背景支撑可能也会实现相同的结果。总之，走向中国社会和谐的法治之路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它包括了基本权的保障、权力制衡、依法行政、权利救济等重要特征。

如果法律由一系列不附理由的指令组成，那么公民将难以识别法律的确切内容，进而使得法律引导行为的功能无从发挥。杜维明教授在回应中，一方面强调了儒学与现代政治的关切性，特别是其对传统自由主义的超越性意义。

加拉邦发言后，学者们主要提出下列几个问题：1）各国法官是否能在实现分配正义上发挥作用。中国法治模式为建构型模式，此虽存在些许弊端，如法的实效性缺失和强调法的工具性价值等问题，但其符合中国的现实，是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选择。